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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语哲:如何被语言研究利用_钱冠连  

2009-09-14 11:40:04|  分类: 英语学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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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语言学家可以充分地利用西方语言哲学。从西语哲中析出了也将继续析出语言学学科;在解决哲学经典难题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西语哲因为强调新逻辑工具也给语言研究顺便带来了深刻的洞见;从语言涉入哲学使哲学与语言学双方深刻起来;西语哲为英汉语对比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哲学对比视角;语言学家顺手可得各种附加营养即工具性理论。以上的利用使语言研究空前地深刻起来。

关键词:西语哲、语言研究、利用、深刻

 

序言

“在中国外语界倡导走‘后语言哲学之路’的语言(用)学研究,不是让语言(用)学研究者丢了自己的饭碗,去跟哲学家抢饭碗,而是把自己的老饭碗端得更紧、装得更满、举得更高、品得更有滋味。”(梁爽[①])

 

一、从西语哲中直接析出语言学学科

 “(哲学的)语言性转向关涉的是……以语言分析之法去重铸西哲的千年老题。”[②] (Baghramian 1999:xxx) 这句话明白不过地交待了哲学的语言性转向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之法)与最终目的(重铸西哲的千年老题)。“千年老题”指的是“什么东西存在着?”(What is there? Baghramian 1999:xxx)或者另一种说法是“形而上学传统”。在解决哲学问题的同时,哲学家也深刻地发现与解决了语言自身的各种困惑。于是,同代与后世的语言学家从中直接析出了众多的语言学学科。

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相继成为或者必将成为语言研究的的源头,这是语言学的幸运。西方语言科学很多就起源于哲学的探索之中,而且此后的西方语言科学思想及流派,大都具有其哲学思想的根基。因此,哲学的语言学价值已不是猜想,已经或者将会继续得到证明。现在我愿意为这一声称提供一两个例证,对下面将要提出的七个命题中的头两个作一观察,以便找到从哲学中析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新课题的基本路径。(钱冠连 2008)

第一,分析哲学在二值原则[③]之内奠定了语义学的基础。

路径之一:从哲学宗旨到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与世界相关+一个词、名称、术语、命题指称什么→一种指称理论→语义学的基础(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Frege 1952; Russell 1956; Donnellan 1966; Kripke 1980; Putnam 1975b; Marcus 1993; Evans 1982;)

路径之二:从哲学宗旨到意义理论到语义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一种意义理论(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 → 语义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Frege 1952; Carnap 1956; Quine 1953; Chomsky 1972; Tarski 1944; Davidson 1984; Heal 1997;Dummett 1993)。

第二,分析哲学在二值原则之外直接化为语用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一种意义理论(仅在意义的使用论+超二值原则+意义是交际的产物的观照之下) →语用学 (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 (Wittgenstein 1964;Austin 1979;Austin 1962;Grice 1957)以上两个命题的演变(钱冠连 2008),只是“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已经相继成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源头”的两个例子。

以下的几个命题的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由于篇幅的巨大,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

第三,分析哲学为母语习得的规律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Quine 1960)

第四,分析哲学为外语教学的规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Quine 1960)

第五,分析哲学直接为句法奠定了基础。(Chomsky 1972)

第六,分析哲学为翻译与解释提出了基本原理。(Quine 1960)

    我们不能断言,从西语哲中析出语言学学科的过程结束了,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便宜可揀了。这种看法当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的。只要我们摸到了析取营养的路子,我们今后也可以继续这一过程。

 

二、在解决经典难题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

西语哲中有许多经典问题(至少有41个),在解决这些经典难题中顺便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或视角。

在这些经典问题[④] 中,有同一陈述(Identity statements)、空名问题(Empty names)、存在论承诺或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语义悖论(The semantic paradoxes)等等……问题。

Tarski(1944) 在解决语义悖论(eg. the paradox of the liar)过程中,提出了以metalanguage(我译为“工具性语言”) 这一概念,从而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object langugae)分开。这样就为发现语言的阶与层级性(新的语言性质!)奠定了基础,此后,诸多语言难题的解决,如对下面的我称之为“语言纠缠”的难题的解释有独到的启发。这个例子详细展开如下:

首先指出,语言分阶与分层次,不是语言学的需要,而是哲学的需要。

为了区别名字的形式、意义、所指(客观对象)、思维与存在,哲学研究需要区分名字这一语言单位(以语言学家眼光看名字)的不同的阶和不同的层次。如果分不出这种阶与层次,就形成了语言纠缠。

候宝琳已去世。

这是零阶语言。此处名字没有内涵(意义、定义与本质属性),只有外延(即指候宝琳这个实际世界中的人),名字并不反省为一个名字。即:语言的通透性(即语言直达客观事物性),常常使我们感觉到这里的名字已不是名字,直接代表一个实际上存在着的人,“候宝琳”三字并无意义。我们只觉得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名字,我们不会认为“《候宝琳》这个名字已去世”,我们只能理解“候这个人已去世”。在零阶语言中,客观事物(候宝琳已去世)已透过了人的思维和语言,说话人说出它时,说话人自己与听话人双方都已感受不到语言的存在了。

“候宝琳”的所指是一个相声艺术大师。

这是一阶语言。此时,我们在谈论、讨论与断言一个名字的指称。此时涉及到了我们对于这个名字指称的知识。此处的“候宝琳”已不再是一个人,而被反省为一个名字,这时我们感到这一语言单位横亘在我们面前,它不再具有通透性(不再直达实际上的人物)。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候宝琳”的所指是一个相声艺术大师作为工具性语言来描写、谈论对象性语言“候宝琳”。既然这里的“候宝琳”已不再是一个人,就不能写成:候宝琳的所指是一个相声艺术大师。因为一个人没有所指,一个名字才有所指。

“候宝琳”是三个汉字。

这是二阶语言。此处的“候宝琳”这一语言单位无外延,无所指,即不指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硬要说有所指,就指它自己,即“候宝琳”指 “候宝琳”。它也无内涵(意义、定义或者本质属性)。它已是纯粹形式符号了。此时的工具性语言是:“候宝琳”是三个汉字,而对象性语言是纯粹形式符号“候宝琳”。这一语言单位,更加突出地横亘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语言单位(与世界对象无涉),它更无通透性了。

分出语言的阶与层次,就避免了语言纠缠。再请看下面一个对比:

 

(1) ‘Brutus killed Caesar’ is true.

 “钠的原子量为23”为真。

 

(2) Brutus killed Caesar.

钠的原子量为23。

 

第(1)块中,两个括号之内的句子‘Brutus killed Caesar’与 “钠的原子量为23”是 “假设为真之实体”(posited entities,Quine 1960: 24),分别与括号外面的is true或者 “为真”合起来,形成了对假设为真之实体的陈述。这时,我们明显地意识到两点:一、括号内有一个句子存在,二、括号内的句子是作为对象语言处理的。第(2)块不过是两个事实,日常生活中的人,读完第二块,直接知道了两个事实,谁也没有感觉到两个句子的存在。这时,语言与存在实现了完全的无缝对接,这是因为日常语言具有通透性。第(1)块是一阶语言,而第(2)块是零阶语言。

我们发现,解决这些经典难题中顺便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这一过程,充满了智慧与浓浓的趣味。即使这些经典难题暂时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也使有关思想得到了升华。这是哲学解决语言问题的趣旨所在。这也便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哲学必要性。

 

三、西语哲因为强调新逻辑也给语言研究顺便带来了深刻的洞见

作为方法论,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与逻辑判定标准,其渗透力与浸润力也必会在语言学中显现。所有的语言研究都需要理性精神的指导,也需要逻辑判定标准。

Russell等人在解决存在论承诺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逻辑表述方法。即将摹状词分析为包含变项的命题函项。他们将Golden mountain does not exist这个经典的存在论承诺改写成看来无懈可击的量化逻辑式。这是语言的一种新的表达式:“就X的一切值而言,‘X is a mountain and is golden’这个命题函项是假的”。

还可以这样写:X does not exist, when x is a mountain and when x is golden.

这种新的表述方式(把原来的主词位置上的一个名词拉到两个谓语位置上去,主词位置上的空白由x去填补)的智慧,使哲学家口中不必说出Golden mountain,避免了承认一个自己否认的存在。

在罗素看来,经过这样一种逻辑量化的改写,那些包含假专名的的摹状词的主词(如Golden mountain)就被分析掉了。它们既不是真正的名字和主词,也就不必保证其指称对象的存在,从而对它们进行存在与否的断定也就是允许的,不会出现“存在的东西存在”(如“昆仑山存在”)这样的无意义的反复,也不会出现“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 Golden mountain does not exist)这样的对自己竭力否定东西被迫进行了承诺(因为你说出来了或者写出来了)。但是,这种方式未必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后话。

传统逻辑

“All the men have their kidneys.”(A-type,全称判断)                                                          一个主语 + 一个谓语

“Some of men are ethical.”  ( I-type, 单称判断)

一个主语 + 一个谓语   

新逻辑 (quantificational logic 量化逻辑)

A-type 转写成:

“Any object,                 is man and has a kidney”  

量词+ 变元(相同的逻辑身份)两个谓语 

I-type转写成:

“some objects,                are men and are ethical.”   

      量词+ 变元(相同的逻辑身份)两个谓语

 

请注意:主词的概念被取消,这个主词转为第一个谓语了。量词转为变项。于是一些哲学错误用数理语言对命题的逻辑形式所作的分析中得到部分克服。数理的概念和形式,可以将一般量词与变项转为具体的语言命题(语言学家说,主语可以是可数的名词;哲学家却说,主项是处于一定时空之中的个体客观对象,因而可以计数,可以出现在量化变项的位置上),它们既有相对独立性,于是可以脱离语言命题形式单独存在,又与思维和语言有内在的联系。请见下例:

    日常生活话语(无限之多):Humility is a virtue. Humility is rare. …

    逻辑符号形式(只有一个):Fa (其中,F代表述谓,a代表主词即被述谓的对象)(Quine, 1960)

于是,符号逻辑(如上述Fa)虽然并未对自然语言的结构提供解释,可是能够精确地揭示自然语言的结构。

以上便是新逻辑工具给语言带来的深刻洞见。

   

四、从语言涉入哲学使哲学与语言学双方深刻起来

如果我们立意要将语言研究涉入哲学那里去,那就应该将语言研究达至(1)世界一束(钱冠连 2008:the world,reality,object,entity,thing,being (to be或the Being),existence (to exist),形成了一束),(2)对思想进行思考。

事实上有不同的语言哲学。不同的语言哲学,盖出于“从语言下手”的种种不同。这种种路径中充分显示了双方深刻起来的过程。

(1)从语言的逻辑分析下手,从一个个句子中找出隐藏着的逻辑结构,达至世界一束或者人的思想,就是西方的传统的分析哲学(Frege, Russell, Wittgenstein)。

(2)从追问语言的性质、人怎样使用语言开始,达到世界一束或者人的思想,大致上是欧陆的语言哲学,如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Heidegger 1982a,1982b,1982c,1975a,1975b)。钱冠连的《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2005)大致上也是这个路子。

Lepore, E.与Pelletier, F.J(2007年4月27手稿)所指出的“语言涉入哲学的三层次”(同样也是从语言着手,达至世界)中的第一层次:“非正式地观察‘我们说些什么’或者‘如果……我们会说些什么’,然后从这些观察里作出存在论或认识论的结论。”这个层次可以合并到欧陆式的如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中。

(3)“研究从系统观察中得来的现象,诸如回指、无变化的结构(infinitival constructions)、省略、介词短语限制语……,然后使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解释或论证哲学结论。”(Lepore与Pelletier 2007)

(4)“使用从实证语言学理论取来的理论术语,诸如PRO或者LF或者准省略(pro-drop)或者ECP,然后利用这类概念来得到哲学结论。”(Lepore与Pelletier 2007)

(5)从语言结构与宇宙结构如何同构与如何全息下手,达到世界一束----从语言里看世界,语言结构里压缩了世界结构,和语言与世界的不对称同时存在,这是钱冠连(2002)在《语言全息论》中所采取的路径。

(6)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从这儿着手,达至世界。这即所谓“节外生新枝”的方法。(钱冠连 2007/1)刘利民(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梁瑞清与王爱华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以上这些条语言哲学的进路,使哲学家也使语言学家的眼光深刻起来,双方同时受益。比如说,从语言的逻辑分析下手,从一个个句子中找出隐藏着的逻辑结构,达至世界一束或者人的思想这样一种传统的分析哲学的路径中,核心的研究内容为指称理论与意义理论,在指称理论中,哲学家感兴趣的是:名字与对象如何相关,名字如何与承载者(bearers)相关,即“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与世界相关+一个词、名称、术语、命题指称什么→一种指称理论→语义学的基础(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而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语义学是怎么一回事?哲学家一方关心前半段的过程,语言学家一方关心最后的结论,这样一合观,使双方的眼光都深刻起来。

 

五、为英汉语对比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哲学对比视角

如果一个汉语语言研究者脑子里有了西方语言哲学的充分的感觉,一旦触及某个必须解释的汉语事实的挑战,两者(西方哲学感觉与汉语事实)立即就会发生互相沟通的思考碰撞,产生某种对汉语事实的新的有效的解释力。下面是一个例子[⑤]

我们知道,汉语存在句的解释曾经是多年的热门话题,海内外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台上坐着主席团”、“门口站着许多孩子”、“床上躺着病人”的句法与语义分析曾经是众说纷纭。

在存在句的解释上,构式语法是可行的:这样的格式就配这样的意义,那样的格式就配那样的意义。蔡维天的解读也可行:在“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这样一种配置中(不再提施事与受事),存在方式之前设想一个轻动词“存在”,但是,后面的存在方式将这个轻动词挤掉了。

从根上解读的方式,可能是哲学观。西方语言哲学认为,对不存在争议的存在物说其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泰山存在’,在提出这个命题前,我们就预设了它的存在,它确实也存在。断言客观存在着的对象存在(在命题中用exist直接作谓语),这不仅没有提供信息,还是危险的。对其存在有争议的事物,我们才讨论它是否存在。因为其存在是两可的: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你断言一个明明客观存在物存在着,岂不是说,还有可能不存在吗?

汉语存在句说法的聪明在于,干脆避开“存在”这个动词,只用存在性的动词。汉语说,“手心放着一颗糖”,“……坐着……”、“……站着……”、“……躺着……”等等,就是不用“存在”这两个字。

我认为,汉语存在句是以含存在意义的动词取代“存在”这个动词的句式。

应该承认,汉语存在句中避免“存在物存在”这样的重言反复、大实话(也是废话)这一点,与西方语言哲学对存在问题的警惕,是一个巧合。也不是巧合。两者都同样使用了一种智慧的“避免‘存在’动词出现的机制”----西语哲哲学家是用数理逻辑符号来改写英语存在句,我还暂时没有描写出汉语存在句的避免机制。当然应该承认,汉语存在句的日常说话人本意并非是避免本体论承诺。

这种垮语种的解释有嫁接优势,补充了囿于单语种解释的缺陷。可资利用的还不仅如此,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启发:既然上例发现了英汉语两者都使用了同样一种智慧,即“避免‘存在’动词出现的机制”,我们是否还可以为英汉语对比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哲学对比视角或方法?

从西方语言哲学的经典问题入手,看汉语有没有类似对应物也可以同时利用西语哲相应的解释?比如,西语哲中有摹状语理论(Russell, 1956),其哲学目的之一是,揭露语法形式掩盖下的逻辑膠误,从而开启句子的正确的逻辑形式,解决一些哲学困难[⑥]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摹状语理论分析汉语中不那么好解释的“阿庆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阿庆这样一个丈夫)这种词语搭配?虽然它有承载者(阿庆的妻子),却肯定不是专名,因为它并非阿庆的妻子的正式姓名。那么,“阿庆嫂”是什么性质的组合?它看起来像限定摹状语(其一般形式为the so-and-so,e.g. the Morning Star,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核心部分分别是Star 与King),可是,“阿庆嫂”的核心部分不应该是“嫂”(因为显然她不是阿庆的嫂子,而是“阿庆妻”)。我的初步断言是:它不是一个规范的摹状语(“阿庆妻”倒是,即“那个作为阿庆妻子的女人”)而是一个“准摹状语”,它是两个不同视角的合取:一从阿庆的视角看,她是阿庆的妻子,二邻里的视角看,她是一个可以尊称为“嫂”的中年妇女。由是,“阿庆嫂”是“阿庆的妻子”+ “尊称为‘嫂’的中年妇女”两个视角的压缩与合取。

在这样借鉴的过程中,我们不必事事都牵强附会于西语哲,一切解释都从实际出发。甚至对西语哲中没有解释过的哲学问题,在汉语事实的基础上另起炉灶的哲学解释也是允许的。

 

六、语言学家顺手可得各种附加营养即工具性理论

西方哲学家以语言分析的方法做哲学,这时的对象是“世界一束”。为了认识这个对象,他们就会动用各种工具性理论即一切经验科学的理论(如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解剖学等等)和非经验科学(如数学、逻辑、美学、伦理学等)。语言学家在利用西语哲文献时,除了关心语言学的道理(这时他们将世界的道理搁置一旁,那是哲学家的事)以外,他们也应该把各种工具性理论顺手揀起来,作为附加的营养,扩大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的智慧积淀。而那些可以让语言学家“顺手牵羊”牵来的工具性理论,贯穿于、散落于、分布于语言哲学的各种文献之中。

我们仅以一本书(Quine, 1960)为例,看看这种可以让语言学家利用的各种工具性理论。

在谈到“逻辑符号的标准系统最好不要看作是语篇个别主题的饱和符号,而要看作是语篇所有主题的非饱和符号”时,蒯恩涉及了一般理论、科学方法论以及如何运用逻辑分析。他说,浅分析准则(a maxim of shallow analysis)无处不在,“逻辑结构点到为止,不要超过演绎或眼下研究之用”(…: expose no more logical structure than seems useful for the deduction or other inquiry at hand.)。说至此,他引用了Adolf Meyer一句话,“不要在不痒处搔痒”(… where it doesn’t itch (,) don’t scratch.)(Quine, 1960:160) 真是妙趣横生,在看来烦燥的说理处,捎上一句非常生活但道理中肯的趣话,让整个说理豁然贯通:其一,解决问题时,针对有限的明确的对象(难耐的痒处),不要把工具箱里的东西都搬出来,超过有用之处即为无用(在不痒之处搔痒)。其二,构建理论框架时,要注意理论务必简炼。这使我们想起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则不必增加实体(不要多造概念、范畴、框架)。这些工具性理论(暂时与哲学对象或者语言学对象都无关),具有衍生能力,在研究别的语言问题时,会派上大用场,即使我们自己所构建的对象理论变成一种既有用又简单的美的理论。

在讨论“我们确实可以将逻辑运用于真值因时因人而变化的句子”时,蒯恩又涉及到了经济学原理。他不无俏皮与幽默地说,“永恒句[⑦]对于我们正讨论的逻辑的关系正好像是银元对我们的经济运转的关系:大多情形下,我们看不见银元,却又以它们来计算筹划。”(Quine, 1960:227)这里以此影射看不见的规律在左右着人们对某一研究对象的思考,我们不得不按照看不见的规律办事。这看起来与哲学或者语言学都无关,可是我们一旦具有了如此这般的科学头脑,就可以帮助解决语言问题。

紧接着,蒯恩说,“永恒句首要的特点是,它们是真值本身的归宿处,因而也是一切科学的归宿处。”[…they (eternal sentences) are the repository of truth itself, and so of all science. Quine, 1960:227] 这种对科学的最一般的特征(暂时撇开了哲学或者语言学)的透彻了解----说到底,一切科学就是将真知记录在句子之中----是哲学家素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对科学的最一般的特征的透彻了解,对语言学家同样重要。没有这些,我们就永远不能揭露语言材料中的真象。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个误解,认为这些附加营养可以是唾手可得的。不。虽然它们贯穿、散落、分布于各种文献的字里行间,却绝对需要语言学家的有意识的寻觅的眼光。没有这种寻觅眼光,就是别人“顺手”放在那里了,你也不能“牵羊”式地牵回来。

 

全文结论:西方语言哲学以语言分析重铸哲学千年老题(世界一束)的同时,也深刻地暴露与智慧地解决了语言研究的各种问题。语言学家家可以从六个方面深刻地利用西语哲。这些利用与开发的方法,是开放式的,不会停止。

 

 

本文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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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in, J. L. ‘Performatives and Constatives’ (chapter I) and ‘Conditions for Happy Performatives’ (chapter II) 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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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6-29 于广外大,白云山下


 


 

[①]“非常生活的、非常哲学的语用学研究—钱冠连语用学研究述评”摘自[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外语学刊2008年第??期转载]。

[②]  ‘This change(the linguistic turn) involved…… the recasting of age-ol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in linguist term ’这句话几乎成了理解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西语哲的关键。

[③] 二值原则,是经典或标准逻辑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主张,每一个陈述或命题必定是或者真或者假。它与排中律密切相关。

[④]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express his gratitude to Maria Baghramian, Ph.D of Dep. of Philosophy, Trin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for her corroborating this section of 41classic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⑤] 这是本文作者曾经历过的一个现场触发式的思考例子,以下的记载是事后的整理。2008年5月25日,陆俭明教授在广外大讲“构式语法理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枝”,报告中以不小的篇幅提到台湾学者蔡维天与他自己对存在句的解释。当场触发了我对汉语存在句的思考,并向陆教授提问请教。陆先生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同意”,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评论。这里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野心”对汉语存在句给出句法特征与语义特征的一锤定音的解释。

 

[⑥] 哲学目的之二是,当一个限定摹状语没有指称的时候,罗素如何利用摹状语理论来保住意义即指称的论点(一个限定摹状语的意义就是它的指称)的宣称?拿“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 ”中的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来说,法国共和时代是没有现任国王的(即没有了指称),难道这个摹状语就没有意义了吗?罗素为了回答这个诘问,他的的办法是改写:“There is a man (个体常项C;自变元). This man is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将原来的主语变成了一个新的谓语项,使得限定摹状语在命题的深层结构的主语位置中消失)and this man is bald (原来的一个谓语保留了). 罗素解释说:上面的改写中,如果自变元的值域里有一个C来满足函式,则该命题为真,否则为假。既然没有C来满足以上函式(法国没有现任的国王),所以,此命题为假。这样,The so-and-so(这里为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并未真正地代表什么,这正是不完全符号(incomplete symbols)的典型特征。既然它是一个不完全符号,罗素仍然可以宣称有着指称的摹状语的意义就是它的指称。罗素申说,既然没有指称的摹状语是不完全符号,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之内。

[⑦] 永恒句的真假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了的,无须考虑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与说话者的变化。例如,“月亮围绕地球转”就是这样的永恒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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